贞观十一年，唐太宗来到汉太尉杨震的墓前，为他忠贞而死于非命感到十分悲伤，亲自撰文祭奠他。房玄龄进言道：“杨震虽然生不逢时，但他今天遇到英明的圣主。圣主停下高贵的车马，与神一同拜祭他，这真是虽死犹生。我不禁为他在九泉之下感到高兴。凡是有德行节操的君子，谁不感到欣慰？还有谁敢不重视自己的名节，有谁不争相效仿呢？”
贞观十一年，太宗谓侍臣曰：“狄人杀卫懿公，尽食其肉，独留其肝。懿公之臣弘演呼天大哭，自出其肝，而内懿公之肝于其腹中。今觅此人，恐不可得。”特进魏徵对曰：“昔豫让为智伯报仇，欲刺赵襄子，襄子执而获之，谓之曰：‘子昔事范、中行氏乎？智伯尽灭之，子乃委质智伯，不为报仇；今即为智伯报仇，何也？’让答曰：‘臣昔事范、中行，范、中行以众人遇我，我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遇我，我以国士报之。’在君礼之而已。亦何谓无人焉？”
贞观十一年，唐太宗对侍臣们说：“夷狄杀掉卫懿公，吃掉他身上所有的肉，只留下他的心肝。卫懿公的臣子弘演呼天抢地地大哭，用刀取出自己的心肝，而把懿公的心肝藏在自己的腹中。今天要找到这类人，恐怕不容易了。”魏徵回答说：“古代豫让为智伯报仇，想刺杀赵襄子，赵襄子抓获了他，对他说：‘你曾经在范氏、中行氏名下做臣子，可是智伯把他们全杀光了，你于是投奔智伯，你不为你的主人报仇，现在却要为智伯报仇，这是为什么呢？’豫让回答说：‘我辅佐范氏、中行氏时，他们像对待普通人那样对待我，所以我用普通人报答人的方法报答他们。智伯用对待贤士的礼节对待我，当然我也要以贤士的方式报答他。’这一切都取决于国君的礼节，怎么能说没有这种人呢？”
贞观十二年，太宗幸蒲州，因诏曰：“隋故鹰击郎将尧君素，往在大业，受任河东，固守忠义，克终臣节。虽桀犬吠尧，有乖倒戈之志，疾风劲草，实表岁寒之心。爰践兹境，追怀往事，宜锡宠命，以申劝奖。可追赠蒲州刺史，仍访其子孙以闻。”
贞观十二年，唐太宗游幸蒲州，下诏说：“隋朝已故鹰击郎将尧君素，过去在大业年间，受命守护黄河以东的地区。他恪守忠义，尽忠臣节。虽然他明珠暗投，确实违背了弃恶投明的做法，但疾风知劲草，岁寒知松柏。现在重蹈旧境，回忆往事，想起来应该给予他奖励。可追封他为蒲州刺史，寻访调查一下他子孙的情况报上来。”
贞观十二年，太宗谓中书侍郎岑文本曰：“梁、陈名臣，有谁可称？复有子弟堪招引否？”文本奏言：“隋师入陈，百司奔散，莫有留者，惟尚书仆射袁宪独在其主之傍。王世充将受隋禅，群僚表请劝进，宪子国子司业承家，托疾独不署名。此之父子，足称忠烈。承家弟承序，今为建昌令，清贞雅操，实继先风。”由是召拜晋王友，兼令侍读，寻授弘文馆学士。
贞观十二年，唐太宗对中书侍郎岑文本说：“梁、陈两朝有名望的大臣，有谁值得称道？还有他们的子弟可以推荐任用吗？”岑文本启奏道：“隋军攻入陈朝时，陈朝百官逃奔离散，只有尚书仆射袁宪独自留在他的主子身边。王世充将要接受隋越王杨侗的禅让，百官纷纷上表劝他当皇帝，只有袁宪的儿子袁承家借口有病未在劝进表上签名。这样的父子，足可称为忠烈。袁承家的弟弟袁承序，现做建昌县令，为官清廉，情操雅正，的确继承了父兄的风骨。”于是唐太宗召见袁承序，任命他为晋王友，并叫他陪侍指导晋王读书，不久又提拔他为弘文馆学士。
贞观十五年，诏曰：“朕听朝之暇，观前史，每览前贤佐时，忠臣徇国，何尝不想见其人，废书钦叹！至于近代以来，年岁非远，然其胤绪，或当见存，纵未能显加旌表，无容弃之遐裔。其周、隋二代名臣及忠节子孙，有贞观已来犯罪配流者，宜令所司具录奏闻。”于是多从矜宥。
贞观十五年，唐太宗下诏说：“我处理朝政的空闲时间，每每看到古代的贤臣辅助国家，忠义的臣子以死为国效命时，我真恨不得与他们相见，然而只能掩卷叹息！近代以来，时间距离现在不算久远，我们还可以找到忠臣烈士的子孙加以表彰的，就不要有所遗弃。北周、隋两代名臣和以忠尽节的臣子的后代，在贞观以后犯了罪被流放发配的，命令负责管辖他们的人把情况整理好报上来。”于是朝廷对这些人从轻发落，并予以抚慰。
贞观十九年，太宗攻辽东安市城，高丽人众皆死战，诏令耨萨延寿、惠真等降，众止其城下以招之，城中坚守不动。每见帝幡旗，必乘城鼓噪。帝怒甚，诏江夏王道宗筑土山，以攻其城，竟不能克。太宗将旋师，嘉安市城主坚守臣节，赐绢三百匹，以劝励事君者。
贞观十九年，唐太宗攻打辽东安市城，很多高丽人都战死了。于是唐太宗下诏命令耨萨延寿、惠真等人投降。唐太宗的军队到了城下，招降他们，城中的人却坚守城池，毫不动摇。甚至每当他们看到皇帝的龙旗，一定大声鼓噪呐喊。唐太宗很生气，下诏命令江夏王道宗筑成土山，用来攻打城池，却还不能攻破。唐太宗即将撤师回还时，命令嘉奖安市城守卫的忠贞节气，赏赐他们绢三百匹，用以劝勉那些一心侍奉君主的人。
《忠义第十四》与下篇《孝友第十五》是皇上对臣下和百姓提出的两条最重要的道德要求。在本篇中，唐太宗要表彰宣传一切对君王忠诚的言行。如冯立之对于隐太子，姚思廉之对于隋代王，都被认为是值得推崇赞美的。就连唐太宗贞观十九年久攻辽东安市城不下，也要“嘉安市城主坚守臣节，赐绢三百匹，以劝励事君者”。同时，还一再下令表彰历代那些“固守忠义”“克终臣节”的官吏及其子孙，以此鼓励当代和后世一切臣民誓死效忠君王。当然，封建君臣在对忠义的理解上还是有所出入的。如唐太宗十分欣赏春秋战国时卫懿公的臣子弘演，此人竟忠义到“自出其肝，而内懿公之肝于其腹中”的程度。他感慨地说：“今觅此人，恐不可得。”而魏徵则认为忠义应是君臣双方面的事，他以当年豫让之语对之：“臣昔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众人遇臣，臣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遇臣，臣故国士报之。所以在君礼之而已，亦何谓无人焉。”可见，忠是君臣双方互动的结果。
司空房玄龄事继母，能以色养，恭谨过人。其母病，请医人至门，必迎拜垂泣。及居丧，尤甚柴毁。太宗命散骑常侍刘洎就加宽譬，遗寝床、粥食、盐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