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称呼经常造成一些理解上的困难。如独孤及在《唐故扬州庆云寺律师一公塔铭并序》中称其与“南阳张继、安定皇甫冉、范阳张南史、清河房从心相与为尘外之友”，而《新唐书·艺文志》集部别集类著录张继诗一卷，下注曰：“字懿孙，襄州人。”二者似有矛盾。实则南阳指的是郡望，襄州指的是籍贯。这里的南阳，是指东汉时期的南阳郡，襄州属下有几个郊县则为汉代南阳郡之属县。因此，张继如果生在襄阳县邑之中，那就和南阳郡无涉；如果生在襄阳郊外，也就可能真是南阳郡人。这和诸葛亮的情况相类，他隐居在襄阳城外的隆中山，而又自称“躬耕于南阳”，后人附会，认为他隐居在中州的南阳，以致彼处也出现了一处卧龙冈。这都是由于泛称郡望而引起的错乱。

唐诗的研究工作中易犯这类错误，如《中兴间气集》的作者，署渤海高仲武，有人就以为他是今天的山东滨县人。殊不知唐人无仅标县邑之习，这里指的是前时的渤海郡，而汉代的渤海郡治又迁徙过几次，有时当今河北沧州，有时当今南皮县，唐人泛称，很难确指。不了解唐人风气而靠查检地理志去落实，就不免张冠李戴。

一些不明就里的人，还把过去的著望滥用，也就增加了更多的混乱。例如窦蒙《述书赋注》曰：“右丞王维，字摩诘。琅邪人。”谷神子《博异志》曰：“开元中，琅邪王昌龄自吴抵京国。”二王并非琅邪王氏后裔，这就离事实更远了。

唐人喜称郡望，实乃沿袭前代余风，用法带有较大的随意性；宋人记录，常改称籍贯，而又不太精确。究其原因，则是由于唐代正处在世族极盛的魏晋南北朝与世族解体的宋代之间。此时谱牒之学由盛转衰，正处在尚还讲求而又不太严格的中间阶段。郑樵《通志·氏族略序》曰：“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状者则上之官，为考定详实，藏于秘阁，副在左户。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所以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前此的谱牒具有据之选官和通婚等实际作用，所以有讲求谱学的必要。唐代谱学的实际作用减少，但标榜血统高贵的风气却还没有遽尔泯没，这样也就仍然不断出现有关姓氏的著作，而在日常生活中却又出现了滥用的现象。

唐人的著述条件以及书籍流通的条件远比前代为优，因此六朝的谱牒著作已片纸无存，而唐人的著作则尚有流传者。

《元和姓纂》

理清唐人家族之间的联系，明确一些人物之间的关系，目下所能见到的重要著作，首推林宝的《元和姓纂》。《国史补》卷下《叙专门之学》曰：“氏族则林宝”，可见此人当时即负盛名。可惜这一著作早已残佚，现在流行的孙星衍、洪莹校补本《元和姓纂》十卷，原是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除皇姓外，分依唐韵二百零六部排比，各载受姓之始，下列各家的谱牒。据林宝自序，此书原为备朝廷封爵之用，故无职位者不尽入录，各家子弟亦有记载不全者。而且卷首佚国姓（李氏）一门，里面又佚卢、崔、裴、萧、高、杨、郑、薛等大姓，从其他留存的各家来看，时见附会之词，特别是在追叙受姓之由时，更多夸饰。但是书中毕竟保留着许多珍贵的资料，研究唐代文史的人必须加以珍视和利用。

经过众多学者的整理，纠正了不少原有的流传过程中出现的错误，这书已有较好的本子可供阅读。岑仲勉著《元和姓纂四校记》，利用各种文献，特别是广泛征引了碑刻中的材料，全面进行订补，使此书更为便用和可信。

有的诗人，其事迹仅见此书。如《全唐诗》卷二记长孙正隐《晦日宴高氏林亭》《上元夜效小庾体同用春字》二诗，名字之下无所说明。高氏为唐初著名书法家高正臣，《唐诗纪事》卷七于其名下叙曰：“《晦日宴高氏林亭》，凡二十一人，皆以华字为韵。（陈）子昂为之序”，“《晦日重宴》，八人，皆以池字为韵，周彦军为之序。《上元夜效小庾体》诗，六人，以春字为韵，长孙正隐为之序”。然而在介绍到长孙正隐时仍无所说明。按传世有《高氏三宴诗集》三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考与宴者颇详，亦云正隐等人事迹不详。馆臣还说此书原出宋刻，云是“卷尾有‘夷白堂重雕’字。考宋鲍慎由字钦止，括苍人，元祐六年进士，著有《夷白堂集》。此或慎由所刊欤”。《唐诗纪事》采用的当即鲍本，故内容多同。查《元和姓纂》卷七记长孙纬曾孙贞隐，太常博士。“正”字乃避宋仁宗讳而改。长孙为胡姓，今人姚薇元著《北朝胡姓考》，叙北方胡族族姓由来颇详，可以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