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一年唐太宗来到汉太尉杨震的墓前为他忠贞而死于非命感到十

贞观十一年，唐太宗来到汉太尉杨震的墓前，为他忠贞而死于非命感到十分悲伤，亲自撰文祭奠他。房玄龄进言道：“杨震虽然生不逢时，但他今天遇到英明的圣主。圣主停下高贵的车马，与神一同拜祭他，这真是虽死犹生。我不禁为他在九泉之下感到高兴。凡是有德行节操的君子，谁不感到欣慰？还有谁敢不重视自己的名节，有谁不争相效仿呢？”

贞观十一年，太宗谓侍臣曰：“狄人杀卫懿公，尽食其肉，独留其肝。懿公之臣弘演呼天大哭，自出其肝，而内懿公之肝于其腹中。今觅此人，恐不可得。”特进魏徵对曰：“昔豫让为智伯报仇，欲刺赵襄子，襄子执而获之，谓之曰：‘子昔事范、中行氏乎？智伯尽灭之，子乃委质智伯，不为报仇；今即为智伯报仇，何也？’让答曰：‘臣昔事范、中行，范、中行以众人遇我，我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遇我，我以国士报之。’在君礼之而已。亦何谓无人焉？”

贞观十一年，唐太宗对侍臣们说：“夷狄杀掉卫懿公，吃掉他身上所有的肉，只留下他的心肝。卫懿公的臣子弘演呼天抢地地大哭，用刀取出自己的心肝，而把懿公的心肝藏在自己的腹中。今天要找到这类人，恐怕不容易了。”魏徵回答说：“古代豫让为智伯报仇，想刺杀赵襄子，赵襄子抓获了他，对他说：‘你曾经在范氏、中行氏名下做臣子，可是智伯把他们全杀光了，你于是投奔智伯，你不为你的主人报仇，现在却要为智伯报仇，这是为什么呢？’豫让回答说：‘我辅佐范氏、中行氏时，他们像对待普通人那样对待我，所以我用普通人报答人的方法报答他们。智伯用对待贤士的礼节对待我，当然我也要以贤士的方式报答他。’这一切都取决于国君的礼节，怎么能说没有这种人呢？”

贞观十二年，太宗幸蒲州，因诏曰：“隋故鹰击郎将尧君素，往在大业，受任河东，固守忠义，克终臣节。虽桀犬吠尧，有乖倒戈之志，疾风劲草，实表岁寒之心。爰践兹境，追怀往事，宜锡宠命，以申劝奖。可追赠蒲州刺史，仍访其子孙以闻。”

贞观十二年，唐太宗游幸蒲州，下诏说：“隋朝已故鹰击郎将尧君素，过去在大业年间，受命守护黄河以东的地区。他恪守忠义，尽忠臣节。虽然他明珠暗投，确实违背了弃恶投明的做法，但疾风知劲草，岁寒知松柏。现在重蹈旧境，回忆往事，想起来应该给予他奖励。可追封他为蒲州刺史，寻访调查一下他子孙的情况报上来。”

贞观十二年，太宗谓中书侍郎岑文本曰：“梁、陈名臣，有谁可称？复有子弟堪招引否？”文本奏言：“隋师入陈，百司奔散，莫有留者，惟尚书仆射袁宪独在其主之傍。王世充将受隋禅，群僚表请劝进，宪子国子司业承家，托疾独不署名。此之父子，足称忠烈。承家弟承序，今为建昌令，清贞雅操，实继先风。”由是召拜晋王友，兼令侍读，寻授弘文馆学士。

贞观十二年，唐太宗对中书侍郎岑文本说：“梁、陈两朝有名望的大臣，有谁值得称道？还有他们的子弟可以推荐任用吗？”岑文本启奏道：“隋军攻入陈朝时，陈朝百官逃奔离散，只有尚书仆射袁宪独自留在他的主子身边。王世充将要接受隋越王杨侗的禅让，百官纷纷上表劝他当皇帝，只有袁宪的儿子袁承家借口有病未在劝进表上签名。这样的父子，足可称为忠烈。袁承家的弟弟袁承序，现做建昌县令，为官清廉，情操雅正，的确继承了父兄的风骨。”于是唐太宗召见袁承序，任命他为晋王友，并叫他陪侍指导晋王读书，不久又提拔他为弘文馆学士。

贞观十五年，诏曰：“朕听朝之暇，观前史，每览前贤佐时，忠臣徇国，何尝不想见其人，废书钦叹！至于近代以来，年岁非远，然其胤绪，或当见存，纵未能显加旌表，无容弃之遐裔。其周、隋二代名臣及忠节子孙，有贞观已来犯罪配流者，宜令所司具录奏闻。”于是多从矜宥。

贞观十五年，唐太宗下诏说：“我处理朝政的空闲时间，每每看到古代的贤臣辅助国家，忠义的臣子以死为国效命时，我真恨不得与他们相见，然而只能掩卷叹息！近代以来，时间距离现在不算久远，我们还可以找到忠臣烈士的子孙加以表彰的，就不要有所遗弃。北周、隋两代名臣和以忠尽节的臣子的后代，在贞观以后犯了罪被流放发配的，命令负责管辖他们的人把情况整理好报上来。”于是朝廷对这些人从轻发落，并予以抚慰。

贞观十九年，太宗攻辽东安市城，高丽人众皆死战，诏令耨萨延寿、惠真等降，众止其城下以招之，城中坚守不动。每见帝幡旗，必乘城鼓噪。帝怒甚，诏江夏王道宗筑土山，以攻其城，竟不能克。太宗将旋师，嘉安市城主坚守臣节，赐绢三百匹，以劝励事君者。

贞观十九年，唐太宗攻打辽东安市城，很多高丽人都战死了。于是唐太宗下诏命令耨萨延寿、惠真等人投降。唐太宗的军队到了城下，招降他们，城中的人却坚守城池，毫不动摇。甚至每当他们看到皇帝的龙旗，一定大声鼓噪呐喊。唐太宗很生气，下诏命令江夏王道宗筑成土山，用来攻打城池，却还不能攻破。唐太宗即将撤师回还时，命令嘉奖安市城守卫的忠贞节气，赏赐他们绢三百匹，用以劝勉那些一心侍奉君主的人。

《忠义第十四》与下篇《孝友第十五》是皇上对臣下和百姓提出的两条最重要的道德要求。在本篇中，唐太宗要表彰宣传一切对君王忠诚的言行。如冯立之对于隐太子，姚思廉之对于隋代王，都被认为是值得推崇赞美的。就连唐太宗贞观十九年久攻辽东安市城不下，也要“嘉安市城主坚守臣节，赐绢三百匹，以劝励事君者”。同时，还一再下令表彰历代那些“固守忠义”“克终臣节”的官吏及其子孙，以此鼓励当代和后世一切臣民誓死效忠君王。当然，封建君臣在对忠义的理解上还是有所出入的。如唐太宗十分欣赏春秋战国时卫懿公的臣子弘演，此人竟忠义到“自出其肝，而内懿公之肝于其腹中”的程度。他感慨地说：“今觅此人，恐不可得。”而魏徵则认为忠义应是君臣双方面的事，他以当年豫让之语对之：“臣昔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众人遇臣，臣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遇臣，臣故国士报之。所以在君礼之而已，亦何谓无人焉。”可见，忠是君臣双方互动的结果。

司空房玄龄事继母，能以色养，恭谨过人。其母病，请医人至门，必迎拜垂泣。及居丧，尤甚柴毁。太宗命散骑常侍刘洎就加宽譬，遗寝床、粥食、盐菜。